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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國經濟:關鍵是把握“穩中求進”和“防控風險”的動態過程

      一,必須對當前經濟發展階段要有個正確的判斷

去年1月7日我在“首席論壇”上的發言題目是:“2017年:經濟調整轉型的邏輯沒變,但需要關注什么?”

之所以說邏輯沒變的理由:1,在中國,市場出清的過程很艱難,需要有一段時間,有一個過程。真正有力度的“三去”是在2016年才剛剛開始,2017年還要繼續。而且從經驗看,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又是正處于轉軌中的大國,調整轉型要真正到位,資產負債表要處理完畢,沒有2-3年的時間是不可能的。特別是三四線城市的房地產庫存。2,PPI的由負轉正才剛剛開始,真正企穩還需要觀察一段時間。3,民營投資占總投資60%,2016年民營投資增長僅3%,民營投資予期不看好。4,貨幣政策還未回歸常態。

我當時還說,那么如果轉型成功看什么標志?

1,看能不能基本確立大體穩定的、與經濟總量相適應的大國消費市場。這是觀察中國經濟結構轉型是否成功的基本特征。

2,根據多年來房地產市場波動對中國經濟嚴重干擾程度的分析,可以說,在全社會能不能基本形成房地產市場是以消費品為導向而不是以資產市場為導向這一局面,這是本輪經濟調整與轉型基本成功的重要標志。

3,看貨幣政策和貨幣供應能否基本回歸常態。在2017-2019年的未來二三年M2降到10.5%甚至更低的水平,而這時經濟運行還能保持基本正常的運行,意味著過去遺留下的隱含的過剩產能、高庫存以及相應的杠桿率風險已逐步得到釋放。僵尸企業逐步得到解決,在宏觀政策上沒有必要再繼續過去那樣以寬松的貨幣供應來平衡、來掩蓋經濟增長與金融風險之間的矛盾問題了。

那么在這過程中又需要重點關注什么?2017年年初定的經濟工作總基調是“穩中求進”。就是經濟要穩定增長,又要“下決心處理一批風險”,而相關的工作任務和政策調整涉及方方面面,其中需要重點關注什么?關注在這么多繁雜的任務中,決策層是否已經作了統籌謀略?如果有了謀略,又如何確保執行力?誰去落實、誰去檢查?采取什么樣的措施才能防止一個好的想法成為僅僅是口號、是空話?這是真正看懂2017年中國經濟運行所必須突出關注的。

在去年年中一些發言中后來我又進一步補充說,在具體工作中,房市的調控和整頓金融亂象、加強協調監管這兩件事,弄不好就可能演變為國內的“黑天鵝”。特別在房市問題上,現在對房價的變動,人們的予期行為往往已大于貨幣供求的行為。人們的予期影響力已遠遠勝于一定的貨幣供應量。因此可以說,房市“長效機制”的逐步形成能否與人們予期的逐漸改變相適應,這是本輪房地產市場調控取勝致遠的關鍵。也就是說,市場上對房市予期的突然改變,是很致命的。

2017年過去了。去年的一年經濟發展形勢總體上是穩中有進,穩中趨好的。簡單說,就是改革在深入,結構有所優化,增長穩住了,達到6.8%左右,重要的是,守住了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但是,房地產泡沫問題,全社會高杠桿率問題,經濟運行效益不高的問題等所涉及的各種矛盾,概括起來就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問題仍沒解決。而這些問題的解決是需要歷經一定的艱苦的時間,不可能因為日歷從2017年翻到2018年,翻過新的一頁,翻過一二個月,龐大經濟體的內在發展邏輯就立刻變化了,矛盾全解決了。

因此,對2018年新的一年經濟發展階段應該如何判斷?我認為,很簡單,也就是十九大報告所指出的:“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轉型期。2017年曾在著力于干這些事,2018年繼續2017年的發展軌跡,仍需要干這些事,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仍然沒有變,仍然處在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的的轉型期。從不同的視角看,今年會有一些新的提法,但本質特征沒有變。盡管2018年和2017年相比會出現一些新的經濟現象,但市場分析人士要認清本質,認清大勢,不要對經濟增速多零點幾個百分點或少零點幾個百分點過分敏感,產生過分的樂觀,或產生過分的悲觀。轉型攻關的方向已經明確,矛盾和問題還是那些,我們不要動不動去制造新的概念和新的名詞,那只會迷惑自己的眼睛。當前最需要的,關鍵是要去真干,去抓落實、抓執行。而且不能急躁,不能急功近利,想一口吃個大胖子。轉型需要以年為單位計算的一定的時間。

      二,調整轉型期經濟工作的兩個重要維度

十九大報告對我國未來較長一段時期的經濟工作作出了重要部署。2017年末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18年我國經濟工作的總要求、總基調、宏觀政策取向、攻堅戰、重點工作又一一作出了具體的部署。任務方方面面,目標林林總總,豐富又煩雜。如何把握?如何了解那么多目標、任務之間的邏輯主線,以防止主次不分,思想多變?

多年來,對這些內容在政府工作報告往往概括的提法是:“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五個詞。五個詞分別都有豐富的內容和包含具體的政策措施,這五者之間又是什么樣的邏輯關系?

只有增長穩定了,各經濟主體收入都提高了,惠民生才有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而面對已經扭曲的經濟結構,要想穩住長期增長,保持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必須優化結構,只是前提。

那么如何優化結構?多年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必須加快制度改革。不深入改革,僅靠多貨幣投放來穩增長,結構是難以優化的,增長是不可持續的,所以就穩增長而言,改革和結構優化是手段、是工具,穩增長是目的、是目標。

但是就惠民生而言,穩增長又是手段、是工具。因為穩增長是政府調控宏觀經濟的目標。但是,政府抓好經濟工作的最終目標不是GDP的增長目標,而是提高老百姓的福祉水平,提高老百姓的幸福度。

以上是分析經濟工作時的一個重要維度,或者說是分析實體經濟時的一個重要維度。

另一個分析維度是:今天,2018年中國經濟運行中具有的特征因素,或者說矛盾、問題和困難,不是突然產生的,這是延續了昨天、延續了2017年的經濟,甚至可以說是從以前更長時間的經濟軌跡中走過來的,是保留、承接了過去多年經濟運行的部分特征或運行結果,有著過去的“痕跡”。簡單說,面對近十年來中國經濟增速由2007年的14.2%跌到2017年約6.8%,跌去一半多,貨幣供應卻由2007年的43.3萬億大漲到2017年的的170.5萬億元。在增長下行的趨勢中,如此之多的貨幣供應使全社會的杠桿率由2007年的170%左右,上升到2017年約260%左右。其結果,增量資本產出比,即每增一元GDP所需投資,由2010年的4.2元增加到2015年的6.7元。使非金融企業負債總規模2010-2015年平均增長達到16.6%,比同期名義GDP平均增長快約6個百分點。在此情況下,經濟效益的下降是必然的,產生或隱藏未暴露的金融風險是必然的。所以,當我們在看到經濟工作總趨勢是穩中趨好,結構有所優化,各經濟主體收入比往年有所提高的成績時,當我們在看到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30%,從2008年來已連續九年是世界第一推動力的大好形勢時,絕不能頭腦發熱,被成績現象所迷惑。2008年危機后,世界各國經濟復蘇和增長的速度有快有慢,但各國都有一本難念的經,我們也有我們一本難念的經。我們是要讓穩中趨好的趨勢不被中斷,防控金融風險,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自然成為我國短期經濟發展中的一本難念的經,成為我國當前經濟工作中一項極為突出、極其重要的任務,必須守住的底線。對此,每個分析者當在看到經濟形勢有所好轉時,必須充分提高對轉型時期金融系統性風險認識的自覺性。

正如十九大報告在布局2018-2020年三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任務時所尖銳指出的,當前的關鍵任務是什么?最難打的攻堅戰是什么?十九大報告指出,“特別是要堅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攻堅戰,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得到人民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其后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又進一步明確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風險,重點是防控金融風險”。嚴格說,防風險、脫貧、環保三大攻堅戰,分別是談的經濟問題,社會問題,環境問題。就純經濟問題而言,當前的經濟工作頭緒又那么多,任務那么煩雜,但在三年決勝期的攻堅戰中,中央沒提其他工作,卻單單提出,最大的攻堅戰是金融領域中的金融風險問題。可見,此問題的重要性、緊迫性。說明中央是居安思危的,是看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也看到了這個問題處理的艱難性。當前的風險如果不再當機立斷處理,經濟就不可能持續穩定發展下去,國民的福利就不可能持續增長。但是,處理不好,爆發系統性風險同樣也不行,將使國家和國民幾十年積累的財富深受其損。所以說,十九大報告嚴肅指出,能否打好此攻堅戰這件事,是直接關系到能否得到“人民的認可”,能否經得起“歷史的檢驗”的大事。

所以歸納2018年經濟工作,簡單說就是有兩個重要維度。一是從實體經濟維度講,是加快改革,鼓勵創新,優化結構,轉變發展方式,尋找經濟新動能,穩定經濟持續增長。這么多的提法,這么多的排比遞進詞語,其邏輯主線關系很清晰、很簡單,就是要通過加快改革,通過鼓勵創新的手段,經濟優化結構,轉變發展方式,促進經濟新舊動能的轉化,以達到穩增長的目的。二是從虛擬經濟,從金融維度看,就是通過加快“三去”,通過加大金融整頓金融亂象,不規范的“金融創新”,亡羊補牢。在“補牢”中,在整頓中,糾正過去金融監管的不協調,在釋放金融風險中堅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最終以不影響經濟的穩定大局。

在后一維度分析中的具體任務,我認為突出的一是穩住房價,盡快建立“長效機制”。二是處理好僵尸企業、地方債務問題以及前一陣子表現在P2P、網貸、現金貸、大資管業務中的部分金融亂象,進行監管糾錯和修繕監管協調機制。

     三,關于市場分析方法的一點思考

借今天“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之機,想說一下基于當前國內外復雜的經濟形勢,學者如何做好經濟與市場的分析預測?目前,市場上對同一經濟事實持不同或完全相反意見的人不少。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認為在中國當前,對經濟分析預測中的以下兩種傾向,作為發言者或作者應盡力克服,作為聽眾或讀者應盡力學會辨別。

第一,不能簡單地從純經濟學概念出發去分析預測經濟趨勢。體現純經濟學理論的經濟概念,原本是從生動的、復雜的經濟活動中抽象出來的,是在一定的不確定條件下作出某種假設后的抽象,是反映了規律性和趨勢化的東西。但是,現實的市場活動,是具體的,是復雜的,是沒有假定條件的,市場活動中的不確定性本身已構成了經濟運行發展中的某種確定性。而且,同一市場條件下的不同國家,經濟走勢的具體特征完全不同。同一市場條件下的同一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經濟走勢具體特征也不完全相同。可以說,經濟形勢的分析與其說是比較接近純理論體系的分析,不如說是更接近于經濟史的分析。因為它有制度變化的經濟因素,也有非經濟的因素。特別是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國家,不同發展階段所呈現的經濟特征,受國內因素影響,也受國外經濟與非經濟因素的影響。因此,作為經濟形勢的分析預測者,在分析預測過程中,背后自然要有經濟學理論邏輯的演繹,但到此為止遠遠不夠。準確的預測分析要做到能對活生生的經濟事實及其發展趨勢作出準確的描述和回答,必須要落地到政策措施的具體分析與判斷中。對同一經濟事實,站在不同的視角,或作為不同的經濟流派、用不同的經濟術語體系可以有不同的表述,但如實反映經濟活動的分析預測,絕不是干癟癟的概念套話。不解決實際問題、不接地氣的概念性批評分析和概念性唱贊歌式分析都是一種隔靴搔癢。

這里要當心并予以識別的是,在經濟趨勢分析預測中,有些人也許是無意識的,由于缺乏深厚的實踐與歷史感悟,對趨勢性發展中偶然激起的浪花、波折,或者見風就是雨,把從歷史循環看本是平淡的事,說得轟轟烈烈,夸大其詞,或者生造概念,語不驚人死不休,嘩眾取寵。這是非常不可取的。

第二,不能簡單地從“文件、規劃”出發去分析預測經濟趨勢。現在有些學者在做短期分析或做長期分析時,出發點和依據就是中央或各級政府的某個規劃、某個文件說了什么目標,然后根據這些目標,加減時間維度或加減過去某些經驗數據,就敢預測未來經濟趨勢如何如何,這又似乎太簡單了些。殊不知,上級文件、政府規劃是人制定的,是人們基于自己的一定認知指出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奮斗的目標。這是一種愿景。人的主觀愿望、愿景能否成為最后現實的結果,是需要一個努力過程,這是不確定的。而經濟環境卻是在不斷地發生變化,即使在40年改革開放中,發展中的矛盾、問題也是在不斷地發生變化。如果經濟預測面對變化的環境,簡單地從文件、規劃的口號、提法出發,不分析執行力,不看具體制度約束力的變化情況、不看能量化的政策內容倒底發生了變化以及執行中基層的“變通走形”做法和可能的邊界,這樣一種分析預測經濟是不靠譜的。正確的分析預測既要考慮我們想干什么,還要學會從歷史借鑒中甄別我們現在能干什么?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從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已九年連續第一的中國經濟綜合實力看,長期潛在增長的內在邏輯很順。十九大報告對中國未來藍圖也做出了全面的闡述和戰略性部署。但是,接下來能否扎扎實實去落實,是一項很艱難的工作,是要靠奮斗的。正如習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去年底首次民主生活會上說的:“抓落實來不得花拳繡腿,光喊口號、不行動不行,單單開會、發文件不夠,必須落到實處”。要“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要“拜人民為師,向人民學習。接地氣,通下情。”總書記為什么這么說?說明在現實中我們的目標、愿望能否得到扎扎實實落實這一問題很嚴重。而我們有些搞市場預期分析的人卻很可愛,不去了解執行中的現狀,執行中的矛盾、困難與糾結,不去了解有否解決困難的方案,跟從上級文件、各級政府規劃的主觀愿景,即從一種帶有不確定的目標性概念、提法出發,簡單加減某些因素進行貌似科學的經濟推理分析,貿然發出確定的、靜態的結論,似乎太草率了,太像經濟學諾獎得主科斯所批評的“黑板經濟學”了。

歸納以上所說,對中國經濟形勢的市場分析要防止以上兩種傾向,就是不要犯簡單主義的錯誤。多年來唱衰中國的言論已屢屢落空了,但對當前中國經濟分析持盲目樂觀的態度同樣不可取。我認為,要正確把握當前2018年經濟形勢,理解堅持經濟工作“穩中求進”總基調,和堅決打好防控金融風險攻堅戰這兩件事,是至關重要的。即能否真切把控分析“穩中求進”和“防控風險”這兩個詞的動態過程和內容是至關重要的。這是分析預期2018年經濟形勢的關鍵詞。

(此文為夏斌在2018年1月6日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的主旨發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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